于是冬麦算了算，朋友亲戚族人大概得有五六十人，一桌如果坐十二个人，这就大概是五桌，五桌的话，除去凉切凉拌，也就大概五十道菜，冬麦一个人就能做，到时候请几个小工打下手就可以了。

王书记听着，觉得还不错，又商量了下价钱，说是给三十块的报酬，他有些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比不了老路那里，财大气粗。”

冬麦倒是觉得还不错，也就五桌而已，而且办好了的话，说出去她也是帮王书记办过婚宴的人了，人家吃得好，总有人来找。

再说三十块已经不少了。

正事谈得差不多了，王书记就和沈烈顺嘴说几句话，问起来沈烈要贷款的事。

沈烈便将自己的打算说了，想着进梳棉机来，改造梳绒机。

王书记一听，特别有兴趣：“这如果能改造成，那敢情好，这梳绒机太贵了，三四万一台，你说谁卖得起？前几天咱们社办厂子的老胡还在这里跟我抱怨，说是现在社办的厂子没法干了！”

沈烈一听，便道：“自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社办企业是不好干，现在都是勉强维持着吧？”

社办企业，也就是社队企业，说起来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公社工业化，于是各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就开始办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但是这几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社办企业的人心就散了，村里农民有些干工副业的能人，人家都跑出去单干了，比如像路奎军这种，就是其中的领军人，而像路奎军这种先富裕起来的，又带动别的村民，开始搞“户联合”，利用原来社办企业的那摊子资源，自己搞个体企业或者户联合企业。

这么一来，社办企业就更显衰落了。

提起这个，王书记就开始倒苦水了：“可不是嘛，咱们公社里的老胡，那次老路弟弟结婚，咱不是一起吃饭了吗？现在是要资源没资源，要人没人，前一段，咱说可以投入一些资金让他干啊，可是现在大家都眼瞅着搞羊绒加工，羊绒加工要梳绒机，咱们是社办企业，要想搞梳绒机，一台不行，总得来几台，三台梳绒机就是十万块，这怎么搞？搞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