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课结束的时候，她从属灵中醒转，心绪宁静安乐，身旁却已不见姜禹的影子。

她不知他什么时候走的，就像她甚至无法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来过。

时光如果可以倒退，泰晤士河与查维尔河环绕中的这趟相遇就是初见，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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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iddot;卡帕曾说，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

柳陶然悄悄抠出记忆卡，把昂贵的照相机交给面前全副武装的乌干达人，三支黑洞洞步枪离她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她又从身上拿出半包香烟扔给他们，质量上乘的烤烟也是他们喜欢的东西，这还是同行的老刘交给她的，关键时候可以博得些许好感，也许就留下一命。

洗劫和屠戮过后，原本建在国家森林公园边上的临时新闻中心被夷平，来自5个国家的12名记者被迫分成两批转移，当地有志愿者组成队伍分别护送他们，走到中途时也因负伤等原因被冲散。

老刘跟她一样来自中国，是到过伊拉克和海地的自由撰稿人，经验极为丰富，这并不是他遇到过最艰险的旅程，但他在先前的冲突中腿部受伤，转移中走到一半已经体力透支，只能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陶然和另外几位年轻记者身上。闯过这个关卡，就到了边境，运气好的话可以遇见“蓝贝雷”，保障他们安全的同时，再回头寻回失散的记者和志愿者。

陶然身上的汗水浸透衣衫，脸上是泥垢和汗水，头发原本盘的很紧，颠沛太久也松散开来，背上行囊几十斤重，超过专业徒步爱好者。在这阵地，早已模糊了性别，面对危险，她甚至要刻意掩饰自己女性的身份。

交出值钱的装备，这帮人仍然不允许其中两个欧洲记者通过，借口他们没有通行证。双方僵持不下，争执起来，部分语言不通，乌干达人对天鸣枪，滚烫的弹壳像下雨似的啪啪掉落在陶然他们周围，死亡第一次离的这样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