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长期居住让北方人会渐渐认清“蛊毒”的真相，但是并不会承认自己的误解。

所谓“造谣一句话，辟谣跑断腿”，在古代经常存在。

只有在经济文化发达之后，污名化才会被渐渐洗脱。

比如广州，曾经被认为是“岭南多瘴气”的地方，是有“蛊”的地方，后来因为对外海上贸易繁华，成为了著名的外贸城市，还有谁会说它有巫蛊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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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云南大理，当地人闻言一番冷笑。

“大唐时期，我们这里还是南诏国，从未听说什么蛊毒蛊虫。反倒是如今，被并入中原设置大理府后，中原人就开始造谣说我们‘蓄蛊’，什么虫子都说是我们的蛊虫，既然这么害怕，那还过来做什么！”

在没有与中原文明发生碰撞之前，云南一直自成一体。

唐朝时是南诏国，南宋时是大理国，都没有过“蓄蛊”的史料。到云南被并入中原，在大明时期改为大理府，就开始有了“蓄蛊”的污名，中原人对当地人畏惧如虎，仿佛是个人都会养蛊要害中原人。

【最可怕的是，其实在双方的交流中，有些有识之士并非没有发现巫蛊之说的荒谬，但是依然选择了附和，选择了污名化。】不仅仅是经常接触所谓“中蛊”的大夫能发现“蛊毒”的真相就是一种疾病，不少文人也发现了，并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出自己的看法，同样认为“蛊毒”是疾病，是人们对疾病和未知事物的惧怕，但是很可惜，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伸张。

被传“养蛊”的地方，只能靠经济发达、与外界文化融合后，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摆脱污名。

【就如同“打旱骨桩”一样，“旱魃”总被选定为弱势群体。“蛊女”“养蛊人”同样选择的是弱势群体。】

寡妇，孤女，孤僻的老婆婆，病歪歪的独身男人，这些都是被指认是“养蛊人”的主要社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