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主要是在中国的外国人。”这是政治正确的回答，写在文件里的标准答案。

常世辉还在为杨锐的平均论不高兴，道：“你不要岔开话题，健康或者不健康，本来就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能算平均，但你也不能盯着一个人看呀。”

“砒霜的量小是中药，量大是毒药，你要说平均，你知道美国人可口可乐的年平均摄入量是多少？人均200升每年？肖经理，是不是？”杨锐询问似的看向肖经理。

虽然不是什么机密信息，但在封闭的80年代，这样的数据不去查也是不知道的。

肖经理显然知道，期期艾艾的道：“差不多是这样。”

他刚才其实也有点轻松，现在又觉得没那么轻松了。人均两百升每年的数据张口就来，要说杨锐对碳酸饮料一点认识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谁没事查这些资料记在脑袋里？

但是，如果杨锐对碳酸饮料有一定的研究，又持有不健康的认识，这就麻烦了。

肖经理提前了解过在场每个人的背景资料，而杨锐的资料，可是相当的显眼。

《cell》不是大白菜，在场的三四十号人里面，估计只有十分之一接触过，还不一定是第一作者。

这也就是在北京，而且是可口可乐的邀请了，哪怕换成是美国，比例也不会扩大多少。

至于这些人的话语权，那更是可怕。

因为你没有反驳的力量。

两个闲人吵架，可以说来说去说不清楚，两名科研员吵架，能做评断的就很少了，许多时候，就要历史来评断。

但是，当一名顶级期刊的作者持有某种意见的时候，大众往往只有聆听的份，当然，大众大多数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听到的是什么，但是，在切身利益相关的时候，听不懂也只能听，听不懂也只能根据权威的话来照做。

经济学家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早在凯恩斯时代以前，经济学家就在实质上掌握了国家和普通人的钱袋子。加息还是减息？加多少减多少？印钞还是回收钞票？刺激经济还是债务重组，这些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决定，往往就是一两名，至多数名经济学家所作出的决定，在未知因素诸多的环境下，权威学者也许在频繁的出错，但他们的权威却鲜少受到质疑，因为用其他人的话，出错的可能会更多。

可口可乐非常清楚学界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力，否则也不会三五不时的组织这样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