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药的漫长产业链上，越是上层所需要的资本就越高，所冒的风险就越大，而所获取的利润就越多。

国内的公司和实验室本小力弱，不做外包，也做不了原创药。

就是80年代的原创药研发，也不是中国实验室所能承担的。

在这方面，杨锐是有求于捷利康的。

求人不是舒服的事，但你技不如人，该低头的时候你就得低头。

做药品不是做艺术，做艺术的可以鼓吹强项令，可以装委屈，可以愤慨可以愤怒可以理所当然可以不屑一顾。

但做药品的，技不如人还不低头，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浪费自己的积累和周围人的信任。

这些时间、精力、积累和信任，常常是以十年为单位的。

浪费一名乃至于多名研究员精华的十年时间，就为了不低头一次，能做得出这种事情的，只有官僚艺术家和畜生。

杨锐并不是其中之一。

作为一名制药领域的新手，杨锐的经验少的可怜，不像是撰写论文或者专著那样，杨锐与制药厂的接触，仅止于实验室和生产的部分。

如何研发一种药品，这基本脱离了他的教育方向。

84年的中国，也没有人懂得这些。

国内的制药企业或许懂得如何通过国内的药品审核，但要通过美国、英国、法国这些药品消耗大国的药品监督机构的审核，杨锐必须找捷利康帮助才行。

这不仅是为了药物本身的安全，也是为了去铁酮能够达成廉价控制地中海贫血症的目的。

合成去铁酮的一种活性物质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杨锐还要合成更多的去铁酮活性物质，从而找到最恰当的去铁酮分子，同样的核心分子外带不同的侧链，得到的有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药性，更多的还有毒性。

而为了完成剩下的部分，所需要的花费可能是数以百万美元的，千万美元的，甚至亿美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