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把大臣自主的廷议变成了名为朝议、本质还是廷议的模式，区别只是议论结果由会后上奏天子，变成当廷奏请秉政太后而已。公卿勋贵虽然因为有朝议的幌子常常得以列席，但仍旧没有发言权。

别的时代情况不一，而景和朝的廷议完全由文官垄断把持，不容外人染指的。往里面安插勋贵，将勋贵参加廷议变成定制，等于是派人侵入文官的大本营，比重设司礼监难上无数倍。

思考到这里，李佑算是将这次大变局的条理梳出来了——司礼监和勋贵这两手堪称是一内一外，用司礼监钳制内阁的决策权，用勋贵干扰外朝的议政权，从而要达到加强皇权目的。

又想起归德长公主和天子，李佑认为这两位应该知情的，甚至与太后达成了默契，有合力为之的嫌疑。

归德长公主身边最得用太监是吴广恩吴公公，这次居然没有跟着主人南下，而是留在了京师，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毕竟重设司礼监和抬高勋贵对天子没有坏处。新嫩天子面对庞大而复杂的文官集团，没有助力就是孤掌难鸣，并非人人都是世宗皇帝那样的斗争高手。

甲申之后，有一批新兴勋贵。但近三四十年天下承平，偃武修文之下历史又进入了新的轮回。还发生了因惨遭忽悠而废除司礼监和东厂这种事，对于皇家而言无异于自废武功。从而导致文官渐渐坐大，天子垂拱而治就是文官的政治口号。

若重设司礼监负责批红，任用勋卿参与议政，起码可以稍稍制衡事实上已经独大的文官，让宝座上的天子稍微透几口气，不至于被动地变成孤家寡人或者尧舜之君。

太后面临交还大政的时候，不可能突发奇想、心血来潮便要改变朝局。不然乱了几个月，等天子亲政后又变回去，那不纯属搞笑吗。

所以李佑敢断定，归德长公主绝对是这些事情的积极推动者，还有可能是参与者。而在这个时间，天子南巡离开京城，太后或者说趁着天子不在京城时发动变局，也有很多深意。

一是既然太后有积极性，那就没必要母子齐上阵。让天子避开纷争，保持超然位置，关键时刻可以作为缓冲。若太后变局失败，则不影响天子回京后亲政。

二是将天子亲近的班底带出京师，免得成为激烈交锋中的牺牲品。如果京师空出了合适位置，还随时可以用这些人补上。

想得越多，李佑越感到山雨欲来之势，收起了一开始的轻浮心情。预谋的变局如此之大，要从根本上改变近一二十年来朝廷权力格局，很可能随之要有大动荡了。

依照国朝的传统，如果大朝争僵持不下，就难免会旷日持久，几年都不算什么。

李佑回忆起史上几次著名的朝争，比如世宗朝的大礼议、神宗朝的国本之争，都是战了一二十年才尘埃落定的。那才是真正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上演了无数阴谋与诡计、忠诚与背叛、悲欢与离合。

相比之下，前一两年的首辅之争，只不过是小打小闹而已，最大的牺牲者也仅仅是一个个六品渣中书被贬斥到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