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新年，他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在家里给柳七打了一通电话，郑重其事地说：“我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我可以自己做匠师协会的会长，旧的规则已经腐朽了，新时代需要一个新面貌。如此一来，你就不必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了。”

柳七沉默了许久，望着窗外的月亮，说：“我并没有左右为难。”

吴崇庵只当自己没听到，柳七也没有再去纠正他。

岑深作为一个旁观者目睹了一切，心中五味杂陈。作为一个匠师，尽管知道匠师协会最终的结局，但亲眼看着它一步步走向灭亡，仍旧会感到深深的无力。

1928年分别之后，柳七和吴崇庵再没有碰过面。柳七专注于寻找自己的答案，而吴崇庵也一直在追寻自己的理想，双方都没有停下脚步的闲暇时间。

岑深曾怀疑过，柳七到底有没有因为吴崇庵的话产生过动摇，是否曾对吴崇庵描绘过的未来有过一丝憧憬，这样的怀疑一直持续了很久，一直到了1937年。

南京爆炸案。

随着时间的临近，岑深蓦地有些紧张。他好似已经忘了自己只是身陷于一段回忆之中，也忘了西子胡同里的一切，甚至忘了自己是谁。

然后他就看到了一封来自于吴崇庵的信，说他来了南京，约柳七见面。

那信上确确实实是吴崇庵的笔迹，会面的地点也是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除了吴崇庵，也基本没人知道柳七的地址，一切看起来毫无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