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理念通过《朱子家礼》渗透到官僚阶层，

其次则是史书的编纂权掌控在士大夫手中，《宋史·忠义传》记载478名殉国官员，而商人仅收录一例。

常年累月的对商人看不起，以至于就算是商人忠义，也不一定会被记录。

其三则是商人的道德豁免，儒家‘义利之辨’使商人先天背负道德原罪，反而获得行为自由，这一点是官员们无法做到的。

历朝历代国灭后，新朝建立后当地商人出资建立忠烈祠以洗白自己，然后继续做生意，毫无道德上的谴责。”

“刘尚书所言极是！”

兵部尚书侯恂出班接过话题：“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道德的约束，让官员们处在难以抉择的地步，

新朝若是请他们出来做官，他们做还是不做？

答应做官，那让他们如何面对百姓？如何面对史书？

不做，那就是不给新朝面子，尤其是新朝局势未稳的情况下，官员就是嘴不稳定因素，很可能就会出现登高一呼，山鸣谷应，这是当权者最怕的。

明着不好干掉，但暗地里有的是手段，与其连累家眷，不如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