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所谓闲置土地，早就被勋亲宦官所占，或被用来做为皇庄，或已变为牧马草场，他们不用耕作，仅靠土地上自然生长的植物便可以获利甚多。他们当然不愿意朝廷推行水稻了，不过这些事情朱载坖有办法解决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怎么样推广水稻的种植，这是这次朱载坖召见徐贞明和申时行的主要目的。
朱载坖直接问道：“有关推广水稻的事情，申时行、徐贞明已经在北直隶试种了，你们说说看成效如何，要大规模推广，你们可有方略啊？”
申时行回奏道：“陛下，在北直隶试种水稻，由徐御史一手推动，而且徐御史熟悉水利，可以由徐御史为陛下阐述方略。”
朱载坖于是让徐贞明详细阐述自己准备怎么在北直隶推动水稻，徐贞明详细的介绍了自己的想法，北直隶尤其是京畿地区，之前之所以农业不发达，和此地的气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京畿四季变化明显，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干燥寒 冷，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冬春季节多大风少雨天气，旱灾多发，因干旱缺水而出现大量荒地，尤其在一些因海水退离留下的海滨地区，土壤中的水分蒸发出现返碱积盐现象，形成了大面积的盐碱荒地；夏秋季节则降水量过于集中，暴雨多发，常因泄洪不及，泛滥成灾，所以之前京畿的很多土地都已经荒废。
徐贞明认为，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兴修水利来改变的，通过大量的水利工程，旱时排水，涝时蓄水，使旱涝为人所控；对于雨水集中于夏季的问题，徐贞明认为相对于南方的常年多雨阴湿，雨水集中气温回升快更利于水稻生长；对于大量的盐碱荒地，徐贞明认为这正为开发水田提供了丰富的土地资源，若合理利用，并不难开发，利用京畿附近的水利工程，可以实现对这些盐碱地的开发。
朱载坖则是询问徐贞明现在的推广水稻的难处，徐贞明则是认为北方百姓故习难改是一个重要因素，北方和南方的农业风格迥然不同，因为南方人口稠密，虽然水稻产量高，但是需要精耕细作，劳动强度是很大的，但是南方的百姓所能拥有的土地相对北方来说就很少，所以他们有这个精力还进行精耕细作。
而北方的耕作方式和南方是不一样的，北方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一向是搞广种薄收的办法，因为北方的各种水旱灾害频发，而且这些作物的产量低，必须要通过扩大耕种面积才能够保证有足够的粮食来糊口，这种耕种方式的差异使得北方的百姓对于接受水稻是心怀疑虑的，本来北方的百姓就相对贫穷，一次经营不善的挫折就可能使其面临破产的风险，故而，对于并不了解的水稻种植领域的北方农民而言，在种植的好处没有呈现出来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贸然去尝试，更倾向去保持原有保守的耕作方式。
这是徐贞明认为现在最大的难点，这个问题确实是难以解决的，毕竟这是千百年形成的习惯，哪是说立马改掉就能够改掉的。
除此之外，要想在北方种植水稻，还有很多技术上的难题要解决，最简单的就是原来陆地耕种所需的牛马等牲畜无法继续用来水田劳作，而必须使用水牛，饲养不便的同时成本大大增加。而且耕牛这种重要的生产资料，哪是普通百姓能够拥有的呢？
徐贞明建议采取招募占籍的方式从东南地区移民，一方面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利用南方人擅长种植水稻的专长，推动畿辅地区水稻的种植和开发。这当然也是一个办法，不过仍旧不足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朱载坖认为，要使得北直隶的百姓富裕起来，朝廷必须要想办法支持在北方推动水稻的种植。
朱载坖认为，百姓并非是对于朝廷的善政不能理解或者说是某些人讲的北方人囿于故习，过于懒惰，归根结底还是利益问题，佃农是辛苦劳作的阶层， 其力作之人，何尝不劳苦哉！但对土地和收成却没有话语权，因而并不会关心粮食产量多少，农业是否发展；地主才是真正安于现状的人，所谓独有田者，安于故习耳，他们只想安稳的收租，并且逃避朝廷的赋税就好了。
朱载坖认为要破除这种情况，就必须要朝廷出面，一方面是大力兴修水利，为推广种植水稻提供条件，同时筹措耕牛、种植水稻的相关农具，发放给百姓们，对于可以种植水稻的土地，只要地主拿不出地契，就准允百姓开垦之后发给地契，五年免征，刺激百姓种植水稻的积极性。
同时朱载坖提出的观点就是以南之劳，治北之田，对于北方的土地，在积极兴修水利的同时，也要学习南方的精耕细作的方式，当然北方的精耕细作和南方的精耕细作肯定是有差异的，要认识到在北方种植水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对土质、气候、水源等自然因素的适应，以及人力、物力、风俗习惯等社会因素的磨合，要使得百姓看到种植水稻的优势。
对于各种不同的土地，也要予以分门别类的加以利用，适宜种植水稻的种水稻，适宜小麦的仍旧种植小麦，同时和玉米、红薯等新作物的推广一道施行，还有棉花等经济作物的推广都要跟上，而不是一味蛮干。
()
除了勋臣皇亲之外，在北直隶还有一个拥有庞大土地的群体，就是太监，这些人都在北直隶拥有大量的土地，他们也是抵制朝廷推行水稻政策最大的阻力，这些勋臣、贵戚、太监们占有了大量的土地，而朝廷要推广水稻，势必要大兴水利，势必需要通过占地来浚渠开沟，这便引起他们的反对，尤其畿辅地区，即使是久荒不治土地，也早已被太监勋贵所占用，哪里还有什么荒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