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自从来到维多利亚，我就再没碰过那本书稿。

在我还是个佣兵的时候，我几乎将所有空闲时间都投进了写作。一本接一本，写个不停。那时我以为，文字能替我记下战争中无法述说的一切。可自从我踏入军事委员会，获得了“更高”的地位与权限——指挥不再是一两支小队，而是整片战场的沙盘在我眼前铺开，我却再也没有翻过那些笔记。

我开始厌倦了它们。

我曾以为，记录者最重要的品德，是忠于记述本身。但那些书，渐渐变成了回声，一次次相似浪潮的复现，一幕幕悲剧的重复演出。我们早已用血肉感受过它们，用灵魂体会过它们，又何必再将其编织进这些空泛的文字与结论？

已经，足够了。

我记得，那是去年的九月。那个夏天特别漫长，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那天，赫德雷推开门，立正报告。

“将军，市长死了。”

我低头看向他佩剑上尚未干透的血迹。

“希望军事委员会的剑，比佣兵的剑顺手些。”

“只要是武器，区别不大。”他答。

那一刻我看了他一眼。他还不明白我的深意。

“雇佣兵刚刚发来消息，参与策划刺杀摄政王的十四名议员，已经被逮捕。”

“其他议员什么态度？”

“他们没有态度。”

“我原以为你的做法会更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