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霓的计划清晰而大胆：邀请他们，携带所有能证明自己身份和遭遇的原始材料，秘密赴京，参加一场闭门听证会。

“常规的出行方式太容易被拦截。”苏霓的语气冷静得像一位战地指挥官，“我们必须把他们的行程全部拆散。”

一场精心策划的“隐形迁徙”开始了。

去北京的理由被伪装得天衣无缝：“带孙子去首都看升旗”、“去探望远房亲戚”、“参加一个老年大学的书法交流会”……他们乘坐不同班次的火车、长途汽车，甚至自驾。

住宿被巧妙地安排在了几所不同高校的内部招待所，这些地方人员流动杂乱，且极少纳入警方的重点监控网络。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许文澜彻夜未眠，开发出一个临时的加密通讯群组。

她给这个群组起了一个诗意的代号：“银杏叶”。

每一位赴京者和沿途接应的志愿者都在群内，一旦有人超过预定时间未报平安，系统将立刻触发最高级别的预警。

这条看不见的通讯线路，是他们生命安全的最后保障。

听证会当天，北京一家高校招待所的简陋会议室里，气氛肃杀。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个被摩挲得边角泛黄的工作证。

他的声音嘶哑，却一字一句都带着血泪：“我叫王建国，六年前，单位通知我家属，说我因病‘自然死亡’。可我活得好好的！就因为有人看中了我那个副科长的位置，我的身份，我的人生，就这么被‘注销’了十年！”

他旁边，一位中年妇女抱着一个相框，泪水无声地滑落。

她没有哭喊，只是将一张儿童出生证明的复印件推到桌子中央。

众人清晰地看到，那张证明的父亲一栏，是刺眼的空白。

“我丈夫……就因为当年举报了领导，档案就‘被丢失’了。我去给儿子上户口，派出所说，查无此人。所以我的儿子，从出生起，在法律上就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陆承安全程录制，每一个特写，每一次哽咽，都被镜头忠实地记录下来。

专业的公证人员在旁，为这一切的真实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法律背书。

听证会结束的当晚，陆承安和团队成员将数小时的素材，剪辑成了一段五分钟的纪实短片。

视频的标题，是他深思熟虑后定下的，充满了荒诞与悲凉——《他们说我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