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夏天，轧钢厂的空气像被拧紧的发条，处处透着紧绷的气息。厂区主干道两侧的墙上，新刷的标语红得刺眼——“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每个字都像带着锋芒，看得人心里发沉。广播喇叭里反复播放着《四清运动宣传提纲》，声音穿透闷热的空气，钻进车间的每个角落。

林建军刚从三线探亲回来，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厂长叫到了办公室。张厂长坐在吱呀作响的藤椅上，眉头拧成个疙瘩，手里捏着份文件，纸角都被捻得起了毛边。“建军，这次‘四清’跟往年不一样，”他声音压得很低，带着罕见的凝重，“上面派来的工作组已经进厂了，查得细，抓得紧，你可得当心。”

林建军心里“咯噔”一下。他在三线时就听说厂里在搞试点，没想到回来正赶上深化阶段。“厂长，我没什么可查的啊。”他语气平静，心里却在快速盘算——家里的存款都是工资和奖金，有据可查；粮票、布票按定量领用，从没多占；技术资料该备案的都备案了，核心的早锁进了保密档案室。

张厂长叹了口气，把文件推过来：“有人写了举报信，说你‘私藏技术资料，搞特殊化’，还说你跟三线的‘苏联专家’有不清不楚的联系。”他指了指签名处，“没留真名，匿名信。”

林建军拿起文件，举报信的字迹歪歪扭扭，内容却写得有鼻子有眼：“林建军利用技术科主任身份，将工厂核心图纸带回家中；借三线出差之机，与苏联专家秘密接触，可能泄露国家机密；生活作风奢靡，家中常有‘特供食品’……”

每一条都像淬了毒的针，扎得人心里发寒。他几乎立刻就猜到了是谁——除了那个阴魂不散的许大茂，院里再没人这么清楚他的行踪，也没人这么处心积虑地想把他拉下马。

“厂长，这些都是造谣。”林建军把文件放回桌上，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技术资料我每次借阅都有登记，回家加班的图纸都是公开的民用技术；苏联专家那次是厂里组织的技术交流，有会议记录为证；至于特供食品，那是苏岚凭医生证明领的牛奶，给卫国补钙的，每月用量都在医务室有备案。”

张厂长点点头：“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但工作组认证据，不认交情。”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车间的方向，“你是厂里的技术尖子，军工项目离不了你。这样，你先把家里跟工作有关的东西都交上来，统一由保密室保管；再把这几年的收支凭证整理好，我让人给你做个证明。”

林建军刚回到技术科，工作组的人就找上门了。领头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戴着黑框眼镜，眼神锐利得像手术刀，自称“李组长”。“林主任，我们接到举报，需要对你的办公室和住所进行核查。”他语气公事公办，不带一丝温度，身后跟着两个年轻干事，手里拿着记录本。

办公室的搜查很顺利。林建军的抽屉里除了工具、图纸和几本技术手册，再没别的东西。李组长翻到那本《机床维修手册》时，眼神顿了顿——里面夹着林建军加密后的计算机手稿笔记。但他翻了几页，只看到满篇的机械公式，眉头皱了皱，又扔回桌上：“这些都是公开资料？”

“是，李组长。”林建军平静地回答，“这是我整理的维修心得，打算以后编进厂内培训教材。”系统的“技术保密技巧”在此刻显现了作用——加密后的内容看起来跟普通技术笔记毫无区别，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些公式背后藏着什么。

工作组的人没找到破绽，又转战林建军的家。厂外平房的院子里，苏岚正带着卫国整理草药——她听联防队员说了厂里的事，脸上虽镇定，手却在悄悄发抖。看见工作组进来，她把卫国护在身后，声音平稳：“同志，我们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随便查。”

屋里的搜查比办公室更仔细。床板被掀开，衣柜被翻遍，连墙缝都被敲了敲。李组长的目光落在保险柜上：“这里面是什么？”

“是家里的房产证、存款单，还有我爱人的军功章。”林建军打开保险柜，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文件袋，每个袋子上都贴着标签——“1963年工资条”“1964年奖金发放记录”“房产公证书”……一目了然，连工作组的干事都忍不住在旁边嘀咕：“这也太规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