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7年深秋的北大图书馆，玻璃窗上蒙着层薄霜，阳光透进来，在书架间洒下斑驳的光影。

陈幽踮着脚，手指划过一排排硬壳书脊，指尖在“马克思”三个字上顿住——他找了快半个时辰，终于在最顶层的角落里，摸到了那本泛黄的《资本论》节选译本，书页边缘卷得发毛，显然被很多人翻过。

“小心点拿，这书可是馆里的宝贝，全北平没几本。”

身后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陈幽手一抖，差点把书摔下来，回头就见茅子任穿着灰布长衫，胸前别着“图书管理员”的木牌，手里抱着一摞书，笑着走过来。

“茅子任！您怎么在这儿？”陈幽又惊又喜，他只知道茅子任在北大做事，却不知道是在图书馆。

“刚调来没多久，帮着整理书籍，顺便看看有没有新到的进步刊物。”茅子任接过他手里的《资本论》，小心翼翼地拂去封面上的灰，“你倒是会找，这书藏得最深，一般学生都找不到。”

两人并肩站在书架旁，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书页上，暖烘烘的。

茅子任翻开书，指着扉页上的批注：“你看，这些都是之前读者写的心得，有赞同的，有质疑的，这就是北大的好处，不管什么思想，都能摆出来讨论。”

陈幽凑过去看，批注密密麻麻，有的写着“此理甚深，需再琢磨”，有的画着问号，还有的写着“若用于中国，需改三分”。

他想起马寅初先生说的“结合国情”，心里突然亮堂起来：“茅子任，您是说，马克思主义好，可不能直接搬来中国用？”

“聪明！”茅子任拍了拍他的肩膀，把书递给他，“就像你在家种庄稼，不能光看别人种什么，得看自家的地适合种什么。

中国的佃户多，农民多，跟欧洲的工人不一样，要让他们懂马克思主义，得用他们能听懂的话，讲他们能遇到的事。”

他领着陈幽往图书馆深处走，这里的书架更高，书籍更珍贵，有的书封面是洋文，有的纸都黄得发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