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10年（1921年）秋，巴黎郊区的里昂纺织厂车间里，机器轰鸣声震得人耳膜发疼。

陈幽穿着沾满棉絮的粗布工装，双手紧握纺纱机的摇杆，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滴在满是油污的地面上，瞬间蒸发。

这是他在工厂做工的第三周，每天从清晨五点干到傍晚七点，12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让他的手臂酸痛得抬不起来，却连一丝怨言都没有。

“默之，歇会儿，喝口水！”

苏木端着缺了口的搪瓷缸跑过来，里面盛着浑浊的自来水，“工头去抽烟了，趁这功夫喘口气。”

陈幽接过水缸，猛灌了几口，冰凉的水滑过喉咙，稍微缓解了些许疲惫。

他靠在机器旁，看着车间里忙碌的华工们——他们大多面黄肌瘦，眼神麻木，手上布满老茧和伤口，却仍在机器前机械地重复着动作，像被上了发条的木偶。

这场景让他想起《资本论》里“工人被机器异化”的论述，以前只在书本上理解的概念，如今在现实中看得真切，心里沉甸甸的。

“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苏木揉着酸痛的肩膀，小声抱怨，“一天干12个小时，才挣五个法郎，连吃饭都不够，更别说交夜校的学费了。”

陈幽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面包，掰了一半递给苏木：“我早上多买了一个，你先垫垫。钱不够没关系，咱们省着点花，晚上去夜校的学费，我先帮你垫上。”

苏木接过面包，眼里满是感激：“谢谢你，默之。等发了工资，我一定还你。”

“跟我客气啥，咱们是兄弟，是战友。”

陈幽拍了拍他的肩膀，咬了口干硬的面包，心里却在盘算——白天做工，既能挣钱维持生计，又能深入了解欧洲工人的生活状况，观察工厂的管理模式和资本家的剥削手段，这比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更鲜活、更实用。

傍晚七点，刺耳的下班铃声终于响起。

陈幽和苏木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工厂，顾不上休息，就匆匆赶往附近的华工夜校。夜校设在一间废弃的小教堂里，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却挤满了前来学习的华工和进步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