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人找了个靠窗的角落坐下，点了最便宜的咖啡，便打开了话匣子。

“现在国内军阀混战，民众苦不堪言，革命形势虽然紧迫，却缺乏统一的组织和明确的方向。”

邹宇搅动着咖啡，语气凝重，“欧洲工人运动有百年历史，组织严密、经验丰富。但中国的国情不同，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不能照搬欧洲模式。”

陈幽立刻接过话：“邹同志说得对！我在韶山时，佃户们核心的诉求是土地；到了巴黎，华工关心的是工资工时。两者虽群体不同，却都是被剥削的劳苦大众，需要被唤醒被组织。我觉得，中国革命必须走工农结合的道路。既学习欧洲工人的组织经验，又重视农民力量。”

“说得好！”邹宇眼里闪过赞许光芒，“工农结合，这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农民是革命主力军，工人是革命先锋队，二者结合才能形成不可战胜的力量。”

登贤补充道：“我在工厂发现，华工虽然分散，但只要有人带头、有明确的诉求，就能团结起来。上次钢铁厂的华工因为工资被克扣罢工，虽然最后被镇压了，但让我看到了华工的力量。陈幽同志整理的诉求书很具体，要是按这个去跟资本家谈判，会得到更多华工的支持。”

那天的聊天，从傍晚一直持续到深夜。

几人围绕着“中国革命的道路”“华工的动员策略”“旅欧组织的建设”等话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陈幽惊讶地发现，自己与邹宇的想法高度契合——都重视工农力量，都主张理论结合实际，都强调革命要本土化。

此后，陈幽和邹宇、登贤渐渐熟络起来，成了志同道合的挚友。

他们经常一起深入工厂，和华工们聊天，了解他们的困难；一起去华工聚居区，传播革命思想；一起在咖啡馆修改革命传单，撰写宣传文章。

有一次，巴黎近郊的纺织厂华工因为工头打骂工人、克扣工资，情绪激动，想要罢工却没人牵头。陈幽立刻找到邹宇，两人商量后，决定帮华工组织罢工——邹宇负责制定罢工策略、联系旅法进步青年支援；陈幽负责深入工厂，动员华工、整理诉求；登贤则负责联络其他工厂的华工，防止资本家从外地调人顶替。

罢工那天，陈幽站在工厂门口，向聚集的华工们宣读《华工权益诉求书》：“我们一天干12个小时，挣的钱不够吃饭；我们被打骂、被克扣工资，连基本的人格都没有！今天，我们的罢工，是要争取我们应得的权益——提高工资、减少工时、禁止打骂工人、建立工伤赔偿！”

华工们群情激愤，纷纷高呼“争取权益”“反对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