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广州，国民党情报组小院，蝉声织网，像要把人活活缠死

戴笠办公室的窗式“冷气”机咣咣作响，仍压不住热浪，雪茄味混着机油味，黏在喉咙里。

陈默第三次被单独召见，前两次是“投名状”与“发令枪”，这一次，他进门就嗅到火药里掺着薄荷——甜而凉，像断头台前最后一杯冰汽水。

红木桌面摊着上海行动的补报，纸边被戴笠的指甲压出一排月牙。

“闸北、静安寺、码头仓库，你标得比工部局地图还细。”

戴笠声音不高，却像钝刀割肉，“可惜佐藤跑了，只捞到半本账。”

陈默垂眼：“是属下火候不足。”

雪茄灰轻弹，戴笠忽然抬腕，把一帧照片甩到报告上——纱厂门口，陈默与罢工代表并肩而立，两人袖管都卷到肘弯。

“周凯说，你替工人撑腰，喊‘同胞’喊得比共党还热乎。”

戴笠笑了笑，露出虎牙，“我替你回了句‘年轻人镜头角度没选好’，可我也想听听你的角度。”

冷气机的嗡鸣瞬间拉远，世界只剩心跳。

陈默抬眼，目光像磨亮的刺刀：“美孚的泵油阀被工人堵了，我去拆阀，他们叫我‘先生’，我叫他们‘师傅’，各取所需。若这也算通共，那黄浦江里一半船老大都得填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