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职待查第5天，陈默踩着晨雾，走进审查室，鼻尖先撞上了满室的烟味。

铁皮烟灰缸里的烟蒂堆得冒了尖，昨夜未熄的火星在烟蒂根部泛着淡红，像极了眼下悬在他头顶的风险。

他刚在硬木椅上坐定，刘琼组长就把一叠旧文件推了过来，指尖在“上海工人动态报告”几个字上重重按了按：“陈默，这是你两年前在上海提交的最后一份报告？我看了3遍，里面只字没提青帮。”

陈默抬眼，迎上刘组长眼底的审视。

阳光从审查室唯一的小窗射了进来，斜斜切过桌面，照亮了文件上被煤油灯洇出的黄痕。

那是1925年（民国十四年）冬夜，他在上海公租界的阁楼里写的，窗外是巡捕的皮鞋声，笔下是纺织厂罢工领袖的名单，字缝里藏着没敢明写的隐情。

他指尖拂过纸页上“老周”这个名字，声音平稳得像结了冰的河面：“不是没提，是没到提的时候。”

“什么意思？”旁边的年轻审查员小张猛地前倾身体，钢笔尖在笔记本上顿出个墨点，“李诚举报你‘通共’，证据就是你帮工人调解纠纷时‘胳膊肘往外拐’，现在你说没到提的时候？难不成你和青帮也有勾结？”

陈默没急着反驳，从怀里掏出一个磨得发亮的牛皮册。

封面烫金的“情报录”3个字，早被岁月磨成了浅痕。翻开第一页，是密密麻麻的钢笔字，边角处贴着几张比指甲盖还小的照片：有青帮分子与工头在茶馆密谈的侧影，有纺织厂仓库后巷的地形草图，还有一张模糊的账册残页，上面的数字用歪扭的“水码”写着，像一串藏着密码的符篆。

“调解纠纷是幌子。”

他指着其中一页红笔标注的记录，“1925年9月，英美烟厂罢工，我‘帮’工人争取到了两成加薪，实则是资本家让我试探谁能调动罢工工人——你看这里，老周主动站出来牵头，说能说服工人复工，我才确认他是青帮的眼线。”

他顿了顿，指尖点在那张账册残页上，“这是我从老周枕头下抄的，‘中百’两个字，是青帮的水码，代表五百块大洋，备注里的‘工运经费’，就是青帮通海堂每月给罢工组织的资助。”

刘组长的手指捏住账册残页，对着阳光看了半天。

纸页是青帮特制的竹纸，边缘有细微的暗纹，只有用温水浸过才能显现——这是情报组档案里明确记载的青帮信物，假不了。

他抬头时，眼底的警惕淡了些，多了丝探究：“既然早掌握了线索，为什么不及时上报？你知道这能帮组里少走多少弯路？”

“怕打草惊蛇。”

陈默的声音压得低了些，目光扫过审查室门——门外传来皮鞋走动的声响，步伐急促，像是有人在偷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