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可疑但证据不足的，比如“姓名：刘淑珍，职业：法租界女子学校教师，嫌疑；

有学生举报其课堂上宣扬亲日言论”，他标注“待查”；

遇到被误报的同志，他都用铅笔轻轻画个圈，记在心里。

中午吃饭时，陈默故意磨蹭到最后，等办公室里的人都走光了，他快速从公文包内侧的暗格里拿出张油纸纸，用密写钢笔在上面写下：“1. 高桥一郎（东亚洋行）为特高课探子，重点盯防；2. 张明远（大隆机器厂）被误报，需暂避；3. 同福里、虹口路日特活动频繁，提醒同志减少往来。”

小主，

写完后，他将油纸纸叠成指甲盖大小，塞进钢笔的笔杆里——这是他跟联络员老郑约定的紧急传递方式，每天中午他会把钢笔放在办公楼外的梧桐树下，老郑会装作捡垃圾的清洁工，把钢笔取走。

做完这一切，陈默将钢笔放进衣袋，拿起饭盒走出办公室。

办公楼外的梧桐树刚冒出新芽，嫩绿的叶子上挂着雨滴，他走到树旁，假装系鞋带，不动声色地将钢笔放在树根处，用几片落叶盖住。

起身时，眼角余光瞥见街角有个穿灰色短打的身影——是老郑，正背着竹筐慢慢走过来，手里拿着个扫帚，看似在扫地，实则在留意他的动作。

下午回到办公室，陈默刚坐下，小李科长就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份电报：“陈处长，上海分站刚发来的急电，说昨天晚上，闸北那边有个日特窝点被端了，缴获了一批密码本和情报，但是带头的日特跑了，据说是个穿黑色风衣的男人，三十多岁，左脸有块疤。”

陈默接过电报，心里一紧——左脸有疤，穿黑色风衣，这特征跟他上个月收到的组织情报里提到的“日特杀手黑田”一模一样。黑田是日本特高课的杀手，专门负责暗杀地下组织的同志，去年在武汉杀了两名联络员，没想到现在跑到上海来了。

他快速在心里盘算，要不要把这个消息也传给组织，但又怕传递太频繁会引起怀疑——早上刚传了一次，下午再传，万一被复兴社的人盯上，后果不堪设想。

“陈处长，您怎么了？”李伟见他脸色不对，关切地问。

“没事。”

陈默回过神，将电报叠好放进档案里，“把这个消息加进可疑人员名单里，标注‘黑田，男，30多岁，左脸有疤，穿黑色风衣，涉嫌暗杀’。”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你去告诉通讯室，让他们给上海分站发报，让他们重点排查闸北的旅馆和租界里的日侨公寓，务必找到黑田的踪迹。”

小李点点头，转身去了译电科。

陈默看着他的背影，心里还是不安——黑田太危险了，要是不尽快提醒组织，肯定会有同志遇害。

他犹豫了片刻，还是决定冒险传递消息——比起暴露的风险，同志的安全更重要。

傍晚下班时，陈默故意走得很晚，等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快速从抽屉里拿出张新的油纸纸，用密写钢笔写下“黑田已到上海，左脸有疤，穿黑风衣，专杀地下同志，慎防”，然后将油纸纸塞进一枚纽扣里。

这是另一种传递方式，晚上他会去夫子庙的“老茶馆”，把纽扣交给茶馆的伙计，伙计再转给老郑。

走出办公楼时，天已经黑了，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打在伞面上发出“嗒嗒”的声-响。陈默撑着伞，沿着街边慢慢走，心里既紧张又庆幸——紧张的是一天传递两次情报，风险太大；庆幸的是，这些情报能让组织的同志提前做好准备，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老茶馆里很热闹，说书先生正在讲《三国》，台下坐满了茶客。

陈默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杯碧螺春。伙计过来添水时，他假装不小心把纽扣掉在桌上，伙计眼疾手快地捡起，塞进袖口里，低声说了句“知道了”，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陈默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目光落在窗外——雨幕中的夫子庙灯火通明，画舫在秦淮河上缓缓划过，看似一派太平景象，实则暗流涌动。

他知道，在这片繁华背后，日特的探子正在四处游荡，复兴社的特务在严密监视，而他就像走在钢丝上，一边要应付复兴社的盘问，一边要为组织传递情报，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第二天一早，陈默刚到办公室，就被戴笠叫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