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深夜浸在秋凉里，复兴社总部机要处的窗棂内，还亮着一盏孤灯。

陈默坐在办公桌前，指尖捏着那张泛黄的表扬信，信纸边缘已被反复摩挲得发毛，“优秀潜伏工作者”7个字在煤油灯的光晕里，泛着暖融融的光。

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卷着撞在玻璃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却搅不散他胸腔里翻涌的热流。

他抬手揉了揉发酸的眼眶，眼前忽然浮现出苏晴在病房里说过的话。

那天她靠在病床上，右腿的石膏还没拆，指尖轻轻划着被子，声音轻得像怕惊到什么：“我送情报去边界时，看到山坳里有个红军卫生所，几个伤员腿上缠着破布，血都渗出来了，却还在帮着抬担架。医生说，奎宁早就断了，有个小战士发着高烧，嘴里还喊着‘要跟部队走’……”

陈默的喉结狠狠滚动了一下，指尖不自觉地攥紧信纸，纸页的棱角硌得指节发白。

他想起三个月前，为了打通药品通道，他顶着戴笠“防疫物资需严格管控”的指令，假装要给南京周边乡镇采购“抗疟药”，在上海法租界的洋行里和犹太商人周旋了整整三天。

对方怀疑他的身份，一次次试探，他只能硬着头皮，用复兴社的公文和银元砸出信任，最后才把第一批奎宁和磺胺混在普通西药里，装上了去边界的货船。

“那些药，应该能救不少人吧？”

他轻声自语，目光落在桌角的铁皮盒上——里面装着加密笔记本和一支特制钢笔，笔芯里藏着显影药水，只有用这种笔写下的字，经火烤后才能显形。

他打开铁皮盒，拿出笔记本，指尖划过封面的暗纹——那是他亲手刻的五角星，藏在“复兴社机要手册”的字样底下，没人会发现。

钢笔尖落在纸上，墨水晕开时，他忽然顿住了。

脑海里闪过的不是戴笠的训斥，不是二处的监视，而是苏晴描述的那个发着高烧的小红军，是表扬信里“药品缓解苏区医疗压力”的字句，是红军主力成功突围时，战报里“损失轻微”的记录。这些画面像串珠子，被一根名为“信仰”的线串起来，在他心里沉甸甸的，却又滚烫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