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的上海，复兴社情报站的灯光彻夜未熄。

陈默坐在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前，指尖捏着支钢笔，在“江防情报复盘报告”的标题下，写下第一行字：“金沙江江防失利，非布防之过，实乃前线执行不力之责。”

窗外的黄浦江上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混着远处日租界的零星枪声，像在为这份精心撰写的“免责书”伴奏。

桌角整齐叠放着三份文件：一份是提前胁迫滇军前线军官撰写的《失职检讨》，一份是西南布防图的执行记录，还有一份是特务收集的“滇军士兵擅离职守”的证词。

这些都是陈默为了让报告逻辑闭环准备的“证据”，每一份都指向“基层失职”，与他这个“布防图整理者”撇清关系。

“陈处，戴老板让您明天一早就把报告交上去，他要亲自审阅。”

苏晴端着杯热茶走进来，眼里满是担忧，“赵凯最近总在戴老板面前提金沙江的事，你这份报告一定要写得滴水不漏，别让他抓住把柄。”

陈默点点头，接过热茶，指尖划过报告上的“责任划分”部分：“我把失利的主要原因归为3点：

一是前线军官未按布防图增兵，皎平渡本应补充一个连，结果只留了一个排；

二是士兵酗酒擅离职守，渡口无人巡逻；

三是滇军与中央军联络中断，红军渡江半天后才上报。

每一点都有检讨和证词支撑，戴笠就算多疑，也挑不出毛病。”

苏晴拿起那份《失职检讨》，上面签着滇军皎平渡排长的名字，字迹潦草却盖着鲜红的指印——这是陈默通过西南特务胁迫对方写下的，用“通共嫌疑”威胁，对方才肯签字画押。

“这份检讨太关键了，有了它，戴笠就不会再怀疑布防图的问题。”

她顿了顿，又拿起一份证词，“这些士兵的证词也很好，都说排长带头酗酒，把责任完全推给基层。”

陈默放下钢笔，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戴笠要的不是真相，是替罪羊。滇军基层军官就是最好的替罪羊，他们天高皇帝远，就算喊冤，也传不到戴笠耳朵里。而且我在报告里还写了‘建议严惩失职军官，以儆效尤’，戴笠看了，只会觉得我公私分明，不会怀疑我。”

正说着，门外传来脚步声，陈默连忙把报告合上，苏晴则拿起文件假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