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的南京，复兴社情报科的无线电监听室里，

电波声此起彼伏。陈默戴着耳机，手指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轻响——他正专注破译东北军的非核心无线电通讯记录，耳机里断断续续传来的对话，让他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

“……委员长又催‘剿共’了，司令（指张学良）气得把茶杯都摔了，说‘再打内战，东北军就真完了’……”

“……昨晚司令召集刘师长（刘多荃）、王军长（王以哲）开会，说‘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然没法给东北父老交代’……”

“……后勤处刚接到命令，要秘密采购一批德国造步枪，说是‘加强防务’，可谁不知道，这是要扩充军备……”

陈默摘下耳机，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目光落在密密麻麻的记录上。

这些天，他利用复兴社的监听资源，重点捕捉东北军高层的非加密通讯，虽然核心密码无法破译，但从这些碎片化的对话中，一个清晰的信号逐渐浮现——张学良的反蒋倾向，已经越来越明显，不再是之前“消极剿共”的隐晦态度，而是近乎公开的抵触与反抗。

他起身走到档案柜前，翻出近期整理的东北军军备报表。

报表显示，从10月开始，东北军的武器采购量骤增，除了常规的步枪、子弹，还新增了迫击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甚至秘密从苏联购入了一批通讯设备；更反常的是，东北军的征兵范围从陕西扩大到了甘肃、宁夏，短短一个月，兵力扩充了近两万人，且新兵训练强度远超往常，重点演练“城市防御”“阵地攻坚”。

这些都不是针对红军的“剿共”战术，反而像是在为某种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

“陈处长，这是你要的东北军内部会议纪要摘要。”

科长李伟敲门进来，递过来一份文件，“都是从潜伏在东北军的眼线那里传来的，大部分是无关紧要的内容，但有几条提到了张学良的态度，感觉不太对劲。”

陈默接过文件，快速翻阅。其中一条记录让他瞳孔骤缩：“11月5日，张学良在西安绥靖公署召开核心会议，公开表示‘蒋委员长坚持剿共，不顾民族危亡，我辈军人当以国家为重，不能再做内战的炮灰’，与会将领多数表示支持，仅少数亲蒋派沉默反对。”

另一条记录则提到：“张学良已派亲信秘密联络西北军杨虎城部，商议‘联合行动’，具体内容未明，但杨部近期也在秘密扩充军备，与东北军的通讯频率大幅增加。”

“小李，你怎么看这些信息？”陈默抬头问道，故意试探着。

小李挠了挠头，语气犹豫：“感觉张司令像是要……要跟委员长对着干？可他毕竟是东北军的司令，吃的是国民党的饭，怎么敢反蒋呢？”

陈默没有接话，心里却已经有了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