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质书架刚刷过清漆，散发着淡淡的木香，书架上摆着《三国演义》《论语》等常见书籍，角落里却藏着几本封面不起眼的进步刊物——这是组织特意送来的，既符合“书店”的身份，又能作为地下党识别联络人的暗号。

“遇到穿灰布长衫、问‘有没有鲁迅的《呐喊》’的人，就把他领到二楼。”

陈默一边帮她整理书籍，一边低声交代，“暗号是‘今日有雨吗’，回答‘昨夜刚下过’，然后把情报放在暗格里的《资治通鉴》第37页——那页我做了标记，一翻就能找到。”

沈兰点头，把暗号记在心里。

她走到窗边，看着街上往来的行人，有穿军装的军统人员，有提着菜篮的百姓，还有几个鬼鬼祟祟的日本人——这里既是重庆的热闹地段，也是各方势力交汇的地方，她的“表面工作”，从一开始就不简单。

开业当天，柳媚带着行动一科的人过来“捧场”。

她故意大声说：“沈兰姐，以后这书店要是有小混混闹事，尽管找我！谁敢在军统上尉的地盘上撒野，我饶不了他！”

这话既是给沈兰撑场面，也是做给周围的日军特务看——让他们知道，这家书店有军统罩着，别动歪心思。

李伟也提着两袋水果过来，假装是“伪政权后勤处的同事”，悄悄把一张纸条塞给沈兰：“这是最近在书店附近出没的日军特务名单，有两个是领事馆的翻译，经常来这条街晃悠，你多留意。”

沈兰把纸条藏进围裙口袋，笑着道谢。

一整天下来，书店客人不多，却来了几个“特殊”的客人：一个穿灰布长衫的年轻人问起《呐喊》，她按暗号领到二楼，顺利交接了一份日军弹药库的位置情报；一个戴眼镜的商人模样的人，假装买笔，悄悄告诉她“明晚有日军特务在茶馆开会”——这些消息，她都在关店后，通过苏晴传给了陈默。

晚上关店时，沈兰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看着街上的灯笼一盏盏亮起，心里满是成就感。

她不再是那个只能坐在译电室里敲键盘的人，而是能亲自站在一线，收集情报、联络同志，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日出力——就算左腿残疾，就算只能做“表面工作”，她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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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默晚上过来检查暗格，看到里面的情报，满意地点头：“第一天就有收获，不错。以后注意分寸，别太急着收集情报，先把‘书店老板’的身份坐稳——等他们都觉得你只是个普通的军统家属，放松警惕了，我们才能拿到更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