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制定后，排查工作立刻启动。苏晴带着赵峰山、孙茜，泡在军统档案科和重庆工商总局，翻阅了近三年的“日商往来登记册”“商户资金流水账”，共梳理出230余名与日商、日伪机关有往来的人员，其中商人180人，职员30人，自由职业者20人。

陈默拿着这份名单，结合日伪内线传递的“重庆日伪情报网络名单”，开始初步甄别。

他的目光停留在“王记商行老板王福生”的名字上——名单显示，王福生每周都要与日商三井洋行的经理见面，且近半年有三笔大额资金流向上海日占区。日伪内线的情报也提到“三井洋行是日军在重庆的情报中转站”，王福生的嫌疑瞬间上升。

但当看到“裕丰粮行老板李建国”的信息时，陈默却皱起了眉。

李建国与日商三菱商事有往来，每月交易一次粮食，但资金流水显示，他将大部分利润都捐给了重庆的抗日救亡团体，且内线情报证实“李建国曾多次借粮食运输的名义，为八路军输送紧缺的药品”——显然，他是被日商往来牵连的爱国商人，绝非汉奸。

“这些人必须从名单里剔除。”

陈默在李建国的名字旁画了个“○”，代表“排除嫌疑”，类似的标记，他在另外27名“单纯生意往来”“爱国商人”的姓名旁也逐一画下。经过初步甄别，230余人的名单，被筛选至35名重点可疑人员。

接下来的三天，陈默安排行动科的人对这35人进行秘密跟踪。

跟踪结果证实，其中15人存在明确的汉奸行为：王福生确实在为三井洋行传递重庆的军事情报，每次见面都会将写有“日军需要的物资清单”的纸条藏在茶叶罐里；日伪机关的翻译官姚小铭，利用职务之便，将军统的情报传递给日军宪兵队；还有八名商人，长期为日军输送钢铁、煤炭等战略物资。

而另外20人，虽与日商有往来，却无任何汉奸行为——有的是被迫与日商交易，有的是为了获取日军的商业情报，还有的是像李建国一样，借往来之名暗中支持抗日。

陈默毫不犹豫地将这20人从重点可疑名单中剔除，只保留了十五名有实锤证据的汉奸。

排查的最后一天，陈默将15名汉奸的“犯罪证据”整理成册，包括“往来记录”“资金流水”“跟踪照片”“日伪内线佐证”，每一份证据都清晰详实，足以定罪。

同时，他还在报告中附上了“排查说明”，详细解释了“为何剔除部分人员”，强调“此次排查以‘实锤证据’为标准，避免误伤爱国人士，影响抗战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