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30日，“泰康号”轮船缓缓驶入上海黄浦江码头。

陈默身着剪裁合体的米白色西装，袖口别着一枚不起眼的珍珠袖扣——那是与上海地下党接头的暗号，站在甲板上，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码头的日伪岗哨。

正如他所料，码头虽有日军士兵和伪警察巡逻，却对他们这群“重庆来的商人”并未过多留意——毕竟战时上海往来的商贾众多，一个“做茶叶生意的老板”，实在掀不起什么波澜。

走下舷梯，陈默按照约定，在码头出口的“祥记烟摊”前停下，买了一包哈德门香烟，轻声问道：“老板，有火柴吗？要洋火。”

烟摊老板是个留着山羊胡的老者，抬头看了他一眼，递过一盒火柴，声音沙哑：“洋火贵，省着点用。最近茶叶好卖吗？”

“不好卖，路上耽误了，怕受潮。”

陈默接过火柴，指尖在烟盒上轻轻敲了三下——这是苏晴提前约定的接头暗号，“受潮”代表“安全抵达，需对接情况”。

老者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低声道：“跟我来，里面谈。”

跟着老者走进烟摊后的小阁楼，一个穿着蓝色旗袍的女子正坐在桌前，见陈默进来，起身迎上：“陈先生，我是上海地下党联络员黄薇，苏晴同志已经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她递过一杯热茶，语气凝重，“上海的形势比重庆更严峻，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就在虹口，日伪情报机关遍布租界和华界，上个月刚破获了我们三个联络点，牺牲了七位同志。”

陈默接过茶杯，心中一沉：“我知道，刘凯叛变后，军统的情报网也毁了，这次来，既是重建军统情报站，也是为组织收集日军核心军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