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正月二十二，重庆的午后飘起了细碎的雪粒，像揉碎的棉絮，轻飘飘落在军统总部后院的银杏枝头。

光秃秃的枝桠托着薄薄一层白，风一吹，簌簌往下落，沾在人的肩头发梢，转瞬就化了。

陈默刚结束一轮审查，脊背挺得笔直，额角却沁着一层薄汗。他靠在冰凉的树干上，摸出烟盒抖出一支烟，火柴擦着的瞬间，火苗映亮他眼底的疲惫。

烟还没抽上两口，身后就传来一阵沉稳的脚步声，踩在薄雪上，发出咯吱的轻响。

不用回头，他也知道来人是谁——这脚步声，他刻在骨子里30多年，就算隔着千山万水，也能一眼认出。

“你找我？”陈默掐灭烟头，烟蒂在雪地里碾出一个黑印。

他转过身，目光落在来人身上。

陈立依旧穿着那身笔挺的上尉军装，肩章上的星徽在雪光下闪着冷硬的光。

左耳边那块铜钱大的胎记，是他从小到大的标记，此刻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扎眼。

他的脸绷得紧紧的，平日里的冷峻里，多了几分压抑到极致的怒火，像是一触即发的火药桶。

“为什么？”

两个字，从陈立的牙缝里挤出来，声音沙哑得厉害，像是憋了30多年的话，终于冲破了喉咙的禁锢。

他死死盯着陈默，眼神里翻涌着滔天的恨意，“当年家里出事，你为什么不回来？为什么要抛弃爹娘和我，一个人投靠军统？”

陈默的心猛地一揪，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疼得他几乎喘不过气。

他怎么会忘记？

那是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1908年的事，距今已经过去整整36年了。那年他8岁、弟弟陈立5岁，两人一起跟着韶山有名的私塾先生周鹤亭读书。

周鹤亭早年中过秀才，为人刻板严厉，手里总攥着一把戒尺，教起书来半点不含糊。

那时的陈默还叫陈幽，性子沉稳，能坐得住，是周先生眼里的好学生。

而陈立却不一样，天生的活泼好动，但脑袋瓜却灵光得很，《三字经》念上两遍就能背得滚瓜烂熟。

他刚学会就坐不住了，屁股底下像是揣了针毡，扭来扭去地不安分。

那一天周先生教《论语》，陈立跟着念了两句，就觉得枯燥无味，想找点好玩的事做。他趁着先生低头翻书、哥哥专心跟读的空档，偷偷溜出了书房。

家里的老妈子前几日染了风寒，卧床不起，本来看护陈立的丫鬟头子春桃，深得老爷、夫人信任，见老妈子病重，便临时过去帮忙煎药喂水。

她只当陈立还在书房跟着哥哥念书，并没放在心上。

陈家的院落占地颇广，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陈立早就跟着大人跑遍了角角落落，熟门熟路得很。他悄无声息地溜到门口，一眼就瞧见了不远处挑着担子的糖人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