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暮春的南京，国安部华东分局的档案室内，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落在一排排整齐的木质档案柜上，扬起的尘埃在光柱里缓缓浮动。

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特有的霉味与油墨气息，苏晴正带着两名科员，埋头整理“捕蝉”行动的后续档案。

按照组织要求，所有与行动相关的文件都要分类归档，同时还要梳理一批积压多年的旧档案，甄别其中的有效信息。

已调回南京，担任公安部华东分局副局长的苏晴，负责的是最里侧的一排档案柜。

里面存放的都是抗战胜利后，与军统潜伏人员相关的绝密材料，不少文件的封皮都已经泛黄发脆，边缘打着卷儿。

她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抽出一份标注着“待核查人员”的档案册，指尖拂过封皮上的烫金小字。

册子很厚重，里面记录着数十名当年身份存疑、下落不明的军统人员，其中就有赵山的名字。

赵山，代号“养父”，曾是军统南京站的核心成员，也是陈默实际上的义父。

多年前，他突然从南京消失，军统对外宣称他“叛逃投共”，而我方的档案里，关于他的记录也只有寥寥数语，最终的标注是“下落不明”。

苏晴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陈默生前偶尔提及，语气里总是带着几分复杂的意味。

她翻开档案册，一页页仔细翻阅着，目光在密密麻麻的字迹里穿梭。

前面的几页都是例行的身份登记和履历记录，并无特别之处。

直到翻到最后一页，一张夹在纸页间的便签纸，引起了她的注意。

便签纸是普通的毛边纸，边缘已经有些破损，上面用钢笔写着几行娟秀的小字，字迹有些模糊，却依旧能辨认清楚：

“赵山，代号‘养父’，实为我方潜伏人员。民国三十五年‘叛逃’为组织安排的假戏，后顶替军统特务‘老鬼’身份，潜伏台湾。近期已成功获取台湾特务机构核心情报，于3月12日安全返回大陆，现居北京某秘密据点。”

短短几行字，却像一道惊雷，在苏晴的心头炸开。

她的呼吸猛地一滞，握着便签纸的手指微微颤抖，白手套的指尖因为用力而泛起了褶皱。

这么多年，赵山竟然一直潜伏在台湾！

当年的“叛逃”，竟然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伪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