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楼茶馆的窗边，陈默指尖轻叩桌面，三声短两声长，对面的交通员便心领神会；夫子庙的文德桥畔，苏晴递过一包桂花糕，低声说“今日的糕甜得很”，便是情报已安全送达的信号。

剧本里没有动辄掀翻屋顶的枪战，也没有狗血的多角恋，更多的是暗流涌动的心理博弈。

比如军统总部的一次例行搜查，陈默的怀表被戴笠拿在手中反复把玩，表盖拧开的瞬间，镜头定格在他微微绷紧的下颌线上，以及袖管里悄然攥紧的拳头。

比如深夜的译电室，柳媚对着一份加密电报，指尖在键盘上飞速跳动，窗外的月光映着她眼底的疲惫与坚定，桌角的水杯里，茶叶早已凉透。

这些充满烟火气的细节，让英雄的形象褪去了神化的光环，变得有血有肉。

创作的两年里，陈念和苏默成了剧组最常来的客人。

他们几乎每周都会抽出时间，来到创作团队的办公地，逐字逐句地审核剧本

。每当看到与史实不符的情节，两人便会耐心指出，拿出手稿里的记载作为佐证。

有一次，编剧为了增加戏剧冲突，设计了一个“密码箱传递情报”的桥段，陈念当即摇了摇头，指着桌上的怀表照片说：

“那个年代，密码箱太惹眼，不符合隐蔽工作的原则。父亲当年传递密写剂，用的就是这枚怀表，夹层只有指甲盖大小，却藏着足以撬动战局的秘密。”

还有一次，剧本里描写陈默完成任务后，会向上级汇报功绩。

苏默看着这段文字，红着眼眶说：“我母亲说过，父亲每次完成任务，只会在日记本上画一颗五角星。他从未想过邀功，只觉得自己做了分内之事。”

这样的修改，贯穿了整个创作过程。

小到人物的一句台词，大到情节的整体走向，陈念和苏默都以严谨的态度，提出自己的意见。创作团队也从善如流，将每一处不合理的细节一一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