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他会是公园的工作人员，或者是经常在公园活动的人吗？”苏瑾问道。司徒亮点点头：“有这种可能。但更值得注意的是，5名受害者的活动路线有一定的规律，都是固定在某个时段在公园的特定区域活动，比如晨跑、散步、健身。嫌疑人能够精准地掌握她们的活动规律，选择在她们独处时下手，这不仅仅是熟悉公园环境那么简单，更像是对受害者有一定的了解，甚至可能是‘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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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作案？”苏瑾有些意外，“但受害者都表示不认识嫌疑人。”司徒亮解释道：“这里的‘熟人’不一定是关系亲密的人，可能是见过几次面的陌生人，比如经常在公园遇到的晨练者、卖东西的小贩，或者是在周边工作、居住的人。嫌疑人可能通过长期观察，掌握了受害者的活动规律，然后实施犯罪。这种‘熟悉’是单方面的，受害者可能根本没有留意到他。”

与此同时，赵鹏带队的走访小组有了新收获。第四名受害者王敏反映：“我每天傍晚都会在荷花池旁的步道散步，每次都能看到一个穿着黑色连帽外套的男人，坐在步道旁的长椅上玩手机，我以为他只是普通的游客，没太在意。直到被猥亵那天，我才发现他就是嫌疑人，他的眼神很奇怪，当时我还觉得有点害怕，但没多想。”

第五名受害者李娟也补充道：“我在公园的健身区锻炼了快一年了，经常看到一个左脚有点拖地的男人，在健身区附近徘徊，有时候会盯着我们这些锻炼的女性看。他穿着黑色的外套，总是低着头，看不清脸。”

这些线索进一步印证了司徒亮的侧写：“嫌疑人很可能是经常在滨河公园活动的人，通过长期观察，锁定了受害者，然后选择监控盲区实施犯罪。他的性格可能比较内向、孤僻，不善于与人交流，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情感挫折或压力，通过这种方式来发泄。”

林娜团队的监控盲区地图绘制工作也取得了进展。技术科的队员逐一排查了公园内的32个监控摄像头，测试了每个摄像头的覆盖范围和角度，然后在公园平面图上，用红色标记出监控盲区。“苏队，我们共标注出了12个主要的监控盲区，包括香樟林、荷花池步道、假山后面、竹林、健身区角落等，这些区域正是5起案件的案发地点。另外，我们发现这些监控盲区之间有一条隐蔽的小路相连，嫌疑人很可能是通过这条小路在各个盲区之间移动，逃避监控。”林娜汇报道。

技术科还对监控中拍到的嫌疑人画面进行了步态分析。队员们将嫌疑人在主路行走的画面进行逐帧提取，测量他的步幅、步频、重心高度等数据，发现他的步幅明显小于常人，步频较慢，重心偏向右侧，左脚落地时伴有轻微的拖地动作，这与受害者描述的“左脚有点拖地”完全吻合。“我们通过步态分析软件，建立了嫌疑人的步态模型，这种特殊的步态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即使他更换了衣着，也能通过步态识别出来。”技术科的队员说道。

苏瑾将所有线索汇总，制定了下一步的侦查方案：“第一，扩大监控排查范围，调取公园周边的公共监控、商铺监控，以及公园出入口的监控录像，追踪嫌疑人在案发前后的活动轨迹，查找他的落脚点；第二，根据监控盲区地图和嫌疑人的活动规律，在重点盲区和嫌疑人经常出现的区域，部署便衣蹲守，争取将他当场抓获；第三，对公园的工作人员、周边的商贩、晨练者、居住在附近的居民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排查具有特殊步态、穿着黑色连帽外套、性格内向孤僻的男性；第四，技术科对现场提取到的脚印和纽扣进行进一步鉴定，查找嫌疑人的DNA信息。”

蹲守行动当天就启动了。苏瑾将队员分成5个小组，每组2人，乔装成晨练者、游客、商贩等，在香樟林、荷花池步道、健身区等重点区域进行蹲守。同时，为每个小组配备了高清相机和通讯设备，一旦发现疑似目标，立刻拍照取证并上报。

然而，蹲守的前三天，并没有发现疑似目标。有队员提出：“苏队，会不会是嫌疑人察觉到了什么，暂停作案了？”苏瑾冷静地分析：“从嫌疑人的作案频率来看，近一个月内作案5起，平均每6天作案一次，作案频率很高，不太可能轻易暂停。可能是我们的蹲守位置还不够隐蔽，或者他更换了作案时间。继续坚守，注意观察，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这两个关键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