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最后的时光便是在那间暗房里度过的。

血红色的安全灯照射下，悬空绑起的麻绳上夹满了照片，每一张都有秦水凝的身影，她也经常出现在上面，照片上的人或动或静，或严肃或欢笑，或匆忙或惬意，全都是昔日的回忆，历历在目。

她呆呆地看着，不觉笑了，或许还应该感谢那些带着袖珍相机监视的特务，否则断没有这个聊慰的机会。

她将自己锁在暗房里，日复一日地冲洗着照片，身子越来越差，与她作伴的只有愈发沉重的咳喘声。

直到她在照片上看到秦水凝和严从颐。

那时谢公馆的院子里已经杂草丛生了，昼夜不见人气似的，路过之人想必都疑心她已经死在了里面，殊不知她还苟活着呢。

她没想到严从颐会来见她。

她并未请医生上门，严从颐却是来看诊的。

那时她已经不是每天都打扮得光鲜亮丽的谢大小姐了，身上的旗袍两天未曾换过，鬈发干枯凌乱，草草绑在背后，她淡漠地打开了门，让严从颐进来。

严从颐一进门就不禁蹙眉，屋内潮湿闷沉，味道很是难闻。他带着管胃疾和头疼的药，放到茶几上，谢婉君满脸病容，双眸也有些浑浊，那一瞬却忽然放出光似的，凌厉地剜向严从颐。

她有一双勘破世情的眼，不留情面地戳穿他：“严从颐，你心里有愧。”

严从颐眉间闪过一丝惊讶，不语。

谢婉君也不再多说，事到如今，她无力去追究了，可她也并非良善之辈，冷漠地告知严从颐：“你想从我身上赎罪是不可能的。我自己的身体如何，自己再清楚不过，你别再来了。”

赶走了严从颐，她又回到暗房中，一呆就是半天。

她撑着一口气活到民国二十八年的春天，武汉一位族叔寄来回信，告知谢婉君，她的侄子臻儿安然无恙，已在武汉生活下来，准备进学校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