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上层领导的支持，但中科院的相对独立性，还是令初期的陈春先等人惹上了很大的麻烦。与其说他们做了多少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不如说他们为后人的研究工作开拓了道路。

归根结底，早期的中关村并不是硅谷，仍然只是中国式电子一条街。

杨锐手里的钱，已经足够短期的实验室建设和个人开销了，加上又有按季度的不菲分红，他对赚钱的兴趣也下降了一个台阶。

所以，杨锐决定先做点不怎么赚钱的纯学术。

当然，不怎么赚钱只是现在没有金钱收益，不代表以后没有，而且，除金钱以外的其它方面的收益还是很客观的。

比如说名气。

做研究的，没有名气，终究是玩不转的。

在北大这种地界，需要的也是名声。

杨锐以前做的学术论文，无论是植物提取法，还是辅酶q10的生产，都是偏于实际应用的。

而国内学术界，或者说，是大多数国家的学术界，推崇的学术研究都是理论性的，比如陈春先身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四大金刚，他做的最后一项学术工作是造了一台托卡马克六号，这是用来做受控核聚变的装置，用某位科学家的话来说，托卡马克有什么用？150年以内都是没用的。

但就是这种没用，让陈春先的研究价值大大提高了，因为超前啊。

不过，还是比不上霍金的黑洞研究，那东西至少1500年内没用。

杨锐正在准备的功能基因组相比以前，那是相当的理论和学术了，功能基因组至少20年内没啥实际用途，事实上，如果以80年代的眼光来看，功能基因组50年内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而之所以这么快就找到了用途，其实是因为投入超乎想象。

美国大牛汤姆斯86年提出了基因组学，诺贝尔得主杜尔贝克当年又在科学杂志撰文称，应该从整体上研究和分析人体基因组，于是，美国人在87年投入了16亿美元，到90年启动人体基因组计划，经费飙升至30亿美元，接着是英法德日中的陆续参与，光是超级计算机就花了不知多少钱。独立于公益项目之外的塞雷拉基因公司，甚至为此专门购买了当时世界第三大的超级计算机。

杜尔贝尔劝说开展人体基因组计划的说辞，是攻克癌症。而为了攻克癌症，人类愿意拿出的经费，远超生物学家的想象。

事实上，自90年代以后的抗癌药品，大都是就基因层面来开展研究的，人体基因组计划，也因此获得了部分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