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也不例外，80年代的部委改革，中央为了解决冗员问题，不得不用剑桥牛津，哈佛麻省等世界名校的公费生的名额，来诱使公务员离职，对于有一定级别的干部，还要许诺学成回国以后，重新安置。后来也确实安置了，许多人不止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还因为学历的缘故升职了。

g委员会初创，杨锐是第一个做出“不予通过”决定的委员。

对于他的决定，卫生部就算是想不承认，也得拿出切实的理由来。

换言之，杨锐不需要拿出充分的理由来做“不予通过”的决定，因为这是g委员会赋予他的权力，而其他机构的任何人，即使是g委员会的上级机关卫生部，也得拿出充分的理由，才能反对他的决定。

就制度建设来说，卫生部确实需要g委员会这样一道安全阀。毕竟，全国光是药厂就有4000家，卫生部又有多少职员呢？部直属的公务员，总共才400人，他们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也并不是用来判断药厂和药品质量的，最起码，掌握有此等知识和技能的公务员，是非常少的。

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的药厂，也都是各地方政府的香饽饽。现在能赚到钱的国企是越来越少，能上缴利润，特别是上缴外汇的企业，更是大熊猫一般的珍惜品，卫生部不管是停哪一家药厂，或者处理哪一家药厂，都有地方政府跑部进京来说项。

对地方政府来说，跑部进京是很烦的一件事，对卫生部来说，这一样很烦，因此，与其承担本无力承担的责任，部委更愿意将药厂生产的锅，甩给g委员会。

g委员会是学术委员会，且都是全国生物医学界的顶层精英，他们即使有政治诉求，也不用理会地方政府，就像是杨锐这样。

可以说，杨锐对京西制药总厂的事件，终归是会发生的。

不是现在，也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

对部委的领导们来说。这不过又是一次完美的“矛盾下移”罢了。

而对刚刚刷脸刷遍全国的杨锐来说，压力就宛如实质了。

坐在实验室里，杨锐想了半天，铺开稿纸，决定仔细的撰写一篇对律博定的质疑。

对于律博定本身来说，这其实没什么卵用。

任何一款药都是在质疑中成长起来的，杨锐一名白生生的年轻学者，没有临床案例，没有相关实验，更不是抗心律药物方面的权威，他撰写的质疑，只能用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做。

甚至，这片质疑会招来更强烈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