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李伟明，在香港开了十八年的夜班的士。同行里，他们都叫我“明哥”，一半是出于客气，一半是因为我跑夜班的资历老，见过的、听过的事情比别人多那么一点。我熟悉这座城市的夜晚，从兰桂坊的醉生梦死到庙街的烟火缭绕，从太平山巅的璀璨到鲤鱼门畔的寂静。我以为我对香港的夜无所畏惧，直到那个晚上，在东区海底隧道，我载了一位永远无法忘记的乘客。

那是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中的一个夜晚，天气已经转凉，尤其到了后半夜，海风裹挟着湿气，能钻进人的骨头缝里。天空飘着若有若无的毛毛细雨，使得霓虹灯招牌的光晕在车窗上模糊成一片。凌晨三点刚过，我在铜锣湾接完最后一个从酒吧出来的客人，正准备收工，鬼使神差地，又把“空车”的牌子按了下来，想着再接一单顺路的就回家。

车滑行到告士打道靠近维多利亚公园的路边，一个身影静静地站在路灯阴影下，仿佛已与黑暗融为一体。我缓缓停靠过去，才看清那是一个女人。

她拉开车门，无声地坐进了后座。一股淡淡的、像是陈年檀香混合着某种不知名草药的气味在车厢里弥漫开来。

“去柴湾坟场。”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奇特的空洞感，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柴湾坟场那地方，这个时间点？但我还是点了点头，习惯性地说了句：“好，坐稳了。”干我们这行，不该问的别问。

车子平稳地驶向东隧入口。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规律地划动着，发出单调的“咔哒……咔哒……”声。隧道口橘黄色的灯光像一只巨兽的独眼，将我们的车缓缓吞没。

一进入隧道，世界仿佛瞬间被隔绝。隧道内惨白的荧光灯一盏接一盏地从车顶掠过，在车内投下快速移动的光影。起初一切正常，只有轮胎压过路面的沉闷噪音和引擎的低吼。

然后，异样开始了。

先是收音机。原本播放着舒缓夜曲的商业电台，毫无征兆地爆发出一阵刺耳的、混杂着无数人嘶吼与哭泣的白噪音。我皱着眉，伸手想去调台，却发现无论转到哪个频率，都是同样令人心悸的杂音。我只好“啪”一声把它关掉。

寂静，死一般的寂静。只有车行的声音，却显得格外空洞。我下意识地瞥了一眼后视镜。

那个女人，坐得笔直，双手优雅地交叠放在膝盖上。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旧式旗袍，料子看起来是丝绸，泛着幽冷的光泽。她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一丝不苟的发髻，脸色是一种不见血色的苍白。最让我感到不适的，是她的眼神。她正直勾勾地看着前方，或者说，是看着后视镜里的我。我们的目光在镜子里短暂交汇，她的瞳孔极黑、极深，像两口枯井，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嘴角却挂着一丝极其僵硬、仿佛用尺子量出来的微笑。

我迅速移开视线，手心开始冒汗。

“师傅，”她的声音再次响起，打破了寂静，却让气氛更加诡谲，“开慢一些。箱子里装着给我丈夫的衣裳，不能颠簸。”

我这才注意到，她身边放着一个老式的藤编手提箱，颜色暗沉，边缘有些磨损，看起来有些年头了。箱体似乎比寻常的箱子更沉，压得真皮座椅微微下陷。

“好……好的。”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

隧道似乎变得无比漫长。灯光开始不稳定地闪烁，明灭的节奏让人心烦意乱。在一次次的光影交替中，车厢内的温度似乎在下降，那股檀香草药味里，隐隐混入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像是泥土和铁锈混合的腥气。

在一次持续时间特别长的黑暗降临又复明之后，我忍不住再次看向后视镜。

就这一眼，我的血液几乎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