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咱们要做的事——唤醒他们。”

子仁拿起一个烤得冒油的红薯，递给陈幽，“你想想，你小时候不也觉得‘爹说的都对’？后来读了《新青年》，听了宣讲，才慢慢明白过来。佃户们也一样，不是他们不敢反抗，是没人告诉他们为什么会苦？怎么才能不苦。”

他顿了顿，掰着红薯，眼神变得深邃：“改造中国，不能光靠理论，得结合国情。欧洲是工人多；咱们中国是农民多，占了全国人口的八成。咱们学理论，不光要学‘怎么革命’，更要学‘怎么让农民愿意革命’。”

陈幽咬了口红薯，甜得心里发暖，却也听得心里沉甸甸的：“先生，那具体该怎么做？他们连字都不识，哪听得懂‘剩余价值’？”

“用他们能听懂的话讲。”

子仁放下红薯，从书架上抽出本《向导》周报，指着上面的文章，“你看陈先生写的，就说‘打倒土豪劣绅’；说‘把地分给农民’。佃户们听不懂理论，却懂得‘有地种、有饭吃’，咱们就从这个方面说起。”

陈幽凑过去看，文章里的话通俗易懂，没有半句洋文，全是老百姓能听懂的大白话。

他突然明白过来：“您是说，革命不是喊口号，是帮农民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帮他们减租，帮他们要地，帮他们吃饱饭，他们才会跟着咱们干？”

“你想得很好！”子仁眼睛一亮，拍了下桌子，“就拿韶山来说，你要是能帮佃户们把租子从三成降到一成，让他们能吃饱饭，不用卖儿卖女，他们自然会信你，信你说的道理。这就是‘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理论必须要和实线相给合！”

两人越聊越投机，从北大的进步思潮聊到长沙的学生运动，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聊到韶山的佃户生活。

子仁给陈幽讲自己在北平的经历，讲他怎么跟李先生讨论“农民问题”，讲他怎么在街头给老百姓宣讲；陈幽就给茅子仁讲韶山的事，讲张地主怎么欺负佃户，讲李老栓因为交不起租子差点上吊，讲自己小时候看见的饿殍。

炭炉里的炭渐渐烧红，水壶里的水开了，冒着白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