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民国11年）盛夏，巴黎近郊的华工聚居区像个巨大的蒸笼，低矮的棚屋挤在尘土飞扬的路边，空气中混杂着汗味、霉味和劣质烟草的气息。

陈幽抹了把额角的汗，手里拎着一摞《少年》刊物，跟着华工联络员老王往巷子里走——这里是巴黎最大的华工聚居点，住着近千名在纺织厂、钢铁厂做工的华工，也是旅欧支部此次动员工作的重点区域。

“陈同志，前面就是张大叔家，他在纺织厂干了五年，威望高，华工们都信他。”

老王指着一间漏着缝的棚屋，压低声音说，“不过您可得小心点，最近有法国军警盯着这儿，说是‘防止华工闹事’，咱们说话得注意分寸。”

陈幽点点头，把刊物藏在粗布衫的夹层里，跟着老王走进棚屋。

屋里阴暗潮湿，一张破旧的木板床占了大半空间，墙角堆着几件沾满油污的工装。

张大叔坐在小板凳上，给受伤的手涂草药，见两人进来，赶紧起身：“陈同志，您咋来了？快坐，屋里乱，别嫌弃。”

“张大叔，来看看您的手。”

陈幽蹲下身，看着他手上狰狞的伤口——是被纺纱机轧伤的，伤口已经化脓，却只涂了点草药，“咋不去医院看看？厂里没给您工伤赔偿吗？”

张大叔叹了口气，眼里满是无奈：“去啥医院？看不起。厂里说我是‘操作不当’，不仅不给赔偿，还扣了我半个月工资，说要不是看我干了五年，早把我开除了。”

陈幽心里一紧，从怀里掏出《少年》，翻到“华工之声”栏目，指着上面的文章：“张大叔，您看，这上面写的都是华工的事。咱们华工在法国做工，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挣的钱不如法国工人的一半，受伤了还没人管，这不是命苦，是资本家在剥削咱们！”

张大叔接过刊物，虽然不认字，却听得格外认真。

陈幽用家乡话，把文章里的道理掰开揉碎了讲给他听：“咱们华工为啥苦？因为咱们没团结起来，没跟资本家谈判的底气。就像上次纺织厂罢工，咱们团结起来，资本家不就答应给咱们涨工资、减少工时了吗？只要咱们都加入进步组织，一起跟资本家要权益，以后就不用再受这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