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快速翻阅着，手指在关键信息上轻轻划过：“1936年11月，上海日租界发现3处秘密电台，使用莫尔斯电码，频率集中在夜间22点至凌晨2点”“南京下关码头发现日籍商人频繁接触国民党军士兵，疑似收集江防情报”“日军特务机关‘梅机关’已派人潜入皖南，试图联络当地土匪，扰乱红军后方”。

这些情报对组织至关重要，尤其是日军在皖南的活动，若能及时传递，可帮助红军提前做好防范。

“新来副处长，懂日文吗？”

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科员凑过来，小声问道，语气带着几分试探。他叫杨锐，是情报分析处的老科员，负责日特情报翻译，因不善钻营，一直没得到提拔。

“略懂一些。”

陈默点点头，语气谦和，“以前在学校学过，不算精通，以后还要向王兄请教。”他刻意放低姿态，不想刚入职就树敌。

杨锐眼睛一亮，压低声音：“李处长最看重日文能力，桌上那几份日文电报，他故意没有安排人翻译，就是给你出的难题。你要是能译出来，他对你的态度能好不少。”说完，他快速递过来一本日文词典，“这个你先用着，别说是我给的。”

陈默心里一暖，接过词典，轻声道谢。

他明白，杨锐此举既是善意提醒，也是想找个能合作的伙伴——在这个压抑的办公室里，大多数人都活得小心翼翼，能主动伸出援手的，实属难得。

下午三点，刘静庵突然召集所有人开会。会议室里，他站在地图前，指着华东地区的日特据点，语气严肃：“上海的‘梅机关’最近动作频繁，不仅在租界建电台，还派人渗透进工厂、学校，发展汉奸；南京这边，下关码头的日籍商人已被监视，但他们的联络人还没找到。陈副处长，你刚从西安回来，脑子活，说说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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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陈默身上，有好奇，有期待，也有等着看笑话的。陈默定了定神，站起身，语气沉稳：“刘处长，我认为可以从两点入手：一是加强对上海日租界的无线电监听，重点捕捉夜间22点后的陌生频率，结合日文电报翻译，找出秘密电台的具体位置；二是对下关码头的日籍商人进行24小时跟踪，不急于抓捕，等他们与联络人接头时，一网打尽，顺藤摸瓜挖出整个间谍网络。”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另外，日军在皖南联络土匪的事，也不能忽视。建议派情报员潜入皖南，与当地乡绅合作，摸清土匪的动向，防止他们被日军利用，威胁红军后方——毕竟现在国共合作在即，红军也是抗日力量，不能让日军钻了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