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传话。”陈砚说,“是存。地能记十年耕种,残卷能读。可有些事,地记不住,得靠别的——比如这铜钱,比如埋它的人。”
他把袁大头放回去,抽出周映荷留下的本子。封面写着“pH值监测记录”,翻到第三页,残卷突然发烫。他停住,把纸覆上去,一行行过。
数字乱七八糟,可当残卷碰到某一行,纹路猛颤。他用手测地温,发觉这些数其实是地下水流速和方向的暗码。他调出三个月来残卷记下的二十四个热源点,跟本子里的“pH值”一对,重新画图。
水路渐渐清楚了。
从老槐树根缝的荧光水出发,穿过祖坟、祠堂、废渠,最后流向镇北的废弃农药厂。图刚画完,窗外雷云聚拢,残卷背面浮出一行字:“水走癸年道,币含甲子火。”
陈砚盯着那行字,翻开父亲的农书。夹层里烧焦的纸页,他拿酒精灯微微烘,焦痕下显出八个字:“民国三年,地龙初躁。”
赵铁柱凑过来看,声音变了:“民国三年……是癸丑年。”
“癸年道。”陈砚说,“水走癸年道。这条水路,是从那年开始的。”
赵铁柱转身就往角落翻,扯出本泛黄的日志——龙骨水车维修记录。翻到1914年,手指停住。
“我爷爷写的:‘七月十三,修南渠,埋袁大头一枚于泄洪口,镇水眼。’”
陈砚点头:“陆子渊的实验室,就在原泄洪口上面。”
赵铁柱不说话,过了会儿才问:“为啥是民国三年?那年出啥事了?”
陈砚摇头:“不知道。但我爹记下这一年,说明地脉动过。”
赵铁柱低头看日志,手指在“埋袁大头”三个字上来回蹭。他想起他妈常念叨:“你出生那年,山里响了七天雷,井水往上冒,像地底有东西要出来。”
他妈是1963年生的。
“1914年埋了钱,”他喃喃,“1963年地动,2000年后荧光水回来……这些时间,是不是对得上?”
陈砚没答。他铺开残卷,盖在地图上,双手按地,闭眼:“脉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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