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边也封了。庐州府的兵正在合围，前锋距此不足四十里。”
赵德柱转过身。烛火已经灭了，他看不清那个黑衣人的脸，只能看见一双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慌张，只有一种近乎残忍的平静，像一面结了冰的湖。
“东边呢？”赵德柱听见自己的声音，沙哑得像两块砂纸在摩擦，“东边有没有路？”
黑衣人沉默了一瞬。那一瞬比一整夜都长。
“东边是海。没有船。过不去。”
赵德柱慢慢地、慢慢地坐回太师椅里。椅子的扶手被他握了太多年，木头已经磨得油亮光滑，像一面镜子。他从那上面看见自己的倒影——一张苍老的、疲惫的、属于一个失败者的脸。
他仰起头，盯着房顶。房顶上的横梁还是他当年升任节度使时翻新的，上好的楠木，请的是淮西最好的木匠，雕了花，上了漆，气派得很。那时候他三十岁，兵强马壮，粮草充足，觉得天下不过是一张等着他落子的棋盘。如今他四十七岁，棋盘翻了，棋子碎了，连棋手都要死了。
他忽然笑了。
那笑声从喉咙里挤出来，嘶嘶的，像漏气的皮囊。比哭还难听。
“大哥，”他喃喃着，声音低得像是说给自己听，“你在北境流放，弟弟我在淮西谋反。咱们赵家，完了。”
他从腰间拔出那把跟随他半生的刀。刀身雪亮，映出他最后的表情——那不是恐惧，不是悔恨，甚至不是绝望。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平静，像一个赶了太远的路的人，终于看见了一座可以歇脚的驿站。
“将军！”黑衣人扑过来。
赵德柱把刀架在脖子上，用力一拉。
血溅在金砖上，溅在揉皱的战报上，溅在黑衣人伸出的手上。太师椅向后翻倒，赵德柱的身体重重砸在地上，眼睛还睁着，望着那片永远亮不起来的天。
辰时三刻。淮西节度使府。